两种美学乌托邦：酒神精神与狂欢精神
———论尼采美学与巴赫金美学的对话关系
黄世权
 
摘要：尼采美学以酒神精神为出发点，体现出对生命的肯定和辩护。巴赫金(1895-1975前苏联著名思想家、哲学家、伦理学家、民俗学家、文艺学家、文学批评家、语言学家、符号学家,苏联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学则是一种狂欢美学，试图激活欧洲民间节日的狂欢精神以达到对官方意识形态的片面严肃性的消解而赢获个体自由。两种美学都非常强调生命和物质———肉体因素，企图用具体感性来克服抽象理性，恢复生命的丰富意义，在陶醉和狂欢中建构一种人人平等、泯灭等级的世界大同的乌托邦图景，在此基础上，两者构成丰富的对话关系。
 
关键词：尼采；巴赫金；酒神精神；狂欢精神；美学乌托邦
 
    对于当代美学和艺术创作来说，有两个人物的影响日益加剧，这就是尼采与巴赫金。他们凭借敏感的艺术颖悟和独特的世界感受，从原始节日和民间节庆中发掘出两种颇为类似的美学冲动，这就是酒神精神和狂欢精神，从而开创了现代美学的新视域，成为影响现代美学的重要理论资源。特别是在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的实践路途中，这两人的声音更是强而有力。仅提到后现代的文化实践，例如电影和流行小说中对物质———肉体因素的果敢追求和大胆表现，就可以看到尼采和巴赫金的深刻影响。那么，这两种现代美学中思路颇为奇特的美学话语，到底构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本文尝试以尼采的酒神精神与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为参照点，在此基础上延伸至其它的相关命题，对这两种美学话语之间的关系作一次探试性的说明。在我看来，即使不说巴赫金的狂欢话语受到尼采何种程度上的影响，至少，按照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深刻而复杂的对话关系，体现出现代欧洲美学的大体趋向。巴赫金的狂欢美学与对话理论独创新颖，很少有人追溯它所受到的影响和启迪，这里我想提供一种说法。
一
尼采的酒神精神是在他的第一部美学著作《悲剧的诞生》中提出来的。他深入考察了古希腊的悲剧，认为悲剧的诞生在于酒神精神和梦神精神的结合。尼采顺着古希腊哲学与艺术的脉络，诊断出古希腊悲剧文化死亡的原因，那就是苏格拉底的理智主义。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生命冲动与苏格拉底的理智主义对立，成为古希腊悲剧灭亡的契机。这种对立，成为尼采美学致思的原创点，此后尼采的哲学美学从酒神精神走到超人，走到强力意志，可以说都是围绕这点来展开的，只不过后来的酒神精神获得更加哲学化的处理：强力意志。而苏格拉底则换成了基督1。尼采后来的攻击路数就是用超人的强力意志来冲击基督教所精心培育的温顺谦卑死气沉沉的奴隶文化和奴隶道德。虽然他的思想不无变化，然而酒神精神大的生命冲动一直奔涌在尼采的美学奇思中。酒神精神也成为尼采美学的关键，正如强力意志成为他的哲学的关键。当然，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那么，酒神精神具有什么样的美学内涵呢？对此尼采有十分生动的描述：
从人的内心深处，甚至从性灵里，升起狂喜的陶醉，那末我们便可以洞见酒神狄奥尼索斯的本性，把它比拟成为醉境也许最为贴切。或是在醇酒的影响下原始人和原始民族高唱颂歌时，或是在春光渐近万物欣欣向荣的季候，酒神的激情便苏醒了；当激情高涨时，主观的一切都化入了混然忘我之境。
在酒神的魔力下，不但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再次得以巩固，甚至那被疏远，被敌视，被屈服的大自然也再次庆贺她与她的浪子人类言归于好。此时，奴隶也是自由人；此时，专横的礼教和“可耻的习俗”，在人与人之间对立的顽强敌对的藩篱，蓦然被推倒了；此时，在世界大同的福音中，人不但感到自己与邻人团结了，和解了，融洽了，而且是万众一心［1］。
这段描述渲染了酒神来临的情景，很有诗意地把酒神的美学意义揭示出来了。首先是世界大同的乌托邦图景，在酒神精神里，人与人，人与自然都处于一种融融泄泄的欢乐情境中，生命得以充实，精神飞扬，所有的隔膜和恐惧都被克服，生命得到高度的肯定与张扬。其次是人人平等和异质融合。在酒神精神的陶染下，人与人的关系一一平等，连“ 奴隶也是自由人”，各种社会等级，礼教的束缚，都已被推翻，人类进入一种大团结、普天同庆的理想状态。
应当说，尼采对酒神精神的描述触及了艺术的特性，特别是尼采常常提及的德国音乐如贝多芬的《欢乐颂》那样的有着深刻人类意识的伟大作品，尼采也从德国音乐的伟大成就中看到了悲剧再生的希望。然而具有尼采所畅想的那种洋溢着世界大同气息的酒神精神的艺术作品，从古至今都很少。能入尼采眼帘的也就只有古代的希腊悲剧和现代的德国音乐。这种高远的艺术境界是很少人能够到达的，尼采认为，原因就在于苏格拉底的出现，使得科学精神得以迅速发展，势不可挡，后来又有蔑视生命的基督教的普遍胜利，致使人类的生命一次次遭受否定。酒神精神的提倡，说到底是尼采有感于现代文化的隳败。用尼采的话来说，是对欧洲虚无主义的抨击，尼采把科学精神和基督教都视为虚无主义，因为它们都崇拜抽象理性，蔑视肉体和生命。可以说，尼采对酒神精神的发扬，的确切中了欧洲文化的长期痼疾，那就是把感性与理性截然二分的形而上学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惰性。尼采对启蒙主义以来的欧洲现代美学（从笛卡尔、康德到黑格尔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冲击，使得美学第一次在尼采的酒神精神这里重新回到感性的地面上，回到物质—肉体因素的地面上。这标志着现代美学的转向，尼采与随后受到其影响深巨的弗洛伊德以及后来自辟蹊径的巴赫金，着重从生命、无意识和物质—-肉体因素重奠美学的根基，从而使现代美学进入到后现代的境地。这一过程，自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转折和艺术自身的逻辑演变，然而尼采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如果说尼采的酒神精神营造出一种志在肯定生命，消灭等级，异质共存的世界大同的美学乌托邦，那么，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又有什么特点呢？
狂欢理论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然后在《拉伯雷研究》中得到了极其详尽富赡的论证说明。正如尼采追溯酒神精神要把眼光遥遥地投射到古希腊的原始节日—-葡萄节（也称酒神节）一样，巴赫金发掘狂欢精神也深入到了欧洲古往今来绵绵不绝的狂欢节上。其实，这两种节日有一致之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酒神节也是狂欢节，而狂欢节哪里能少得了纵酒作乐呢？在此，我敢说，熟悉尼采乃至整个欧洲哲学思潮的巴赫金不可能不了解尼采的酒神精神，受到尼采的启发因而是完全可能的。尽管巴赫金提到尼采时总要批评他的生物主义倾向，但这也许正体现了巴赫金对尼采美学的辩证扬弃。巴赫金是这样概括狂欢精神的意蕴的：
狂欢式——这是几千年来全体民众的一种伟大感受。这种世界感受使人解除了恐惧，使世界接近了人，也使人接近了人（一切全卷入自由而亲昵的交往）；它为更替演变而欢呼，为一切变得相对而愉快，并以此反对那种片面的严厉的循规蹈矩的官腔。
决定着普通的即非狂欢生活的规矩和秩序的那些法令、禁令和限制，在狂欢节一段时间里被取消了。首先取消的就是等级制，以及与它有关的各种形态的畏惧、恭敬、仰慕、礼貌等等，亦即由于人们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所造成的一切现象。人们相互之间的任何距离，都不再存在；⋯⋯在狂欢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通过具体感性的形式、半现实半游戏的形式表现出来［2］。
与尼采一样，巴赫金异常强调狂欢精神所具有的世界大同的乌托邦性质。如果说尼采在酒神精神中看到的是人人平等、异质共存的新型人类关系，看到了人与宇宙的完美合一，那么同样，巴赫金在狂欢式中看到并一再强调的也是一种消除了等级秩序，克服了相互隔膜的新型人类关系。同样的，这种情境的展开都是在一种具体感性的形式中，在纵酒狂欢无拘无束中展现出来的。这里没有抽象的科学理性，没有人与人的对立，甚至人与世界的对立。一幅其乐融融的人类乌托邦图景。
可以说，在酒神精神和狂欢式中透露出来的共同旨趣，我们不妨概括为：1.都是一种自由的肯定生命的世界感受；2.都有着人与世界、人与人和谐共处同乐的世界大同的景象；3.都有着消除等级、异质共融的乌托邦图景；4.都体现出一种大无畏的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当然，这些共同旨趣之外，差别还是有的，那就是巴赫金更清醒地强调了狂欢式的人民性和对官腔的消解。当然，在这点上，他与尼采也是声气相通的，因为后者始终对于占据主流的基督教的意识形态，对人类的偶像进行不遗余力的攻击。
这样看来，巴赫金的狂欢式的确与尼采有深刻的共鸣。我们也许不能说巴赫金直接吸取了尼采的思想，但是受到启发是肯定的。或者说尼采的酒神精神构成了巴赫金狂欢式的重要来源。巴赫金认为一切话语都是对话，他自己的理论话语也是一场大型对话，在整个巴赫金的话语中，我们可以听到欧洲许多重要声音在争辩、赞许、鼓掌欢呼与拍案称奇。柏拉图，基督，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胡塞尔，海德格尔，弗洛伊德以及俄国形式主义等等的声音都在巴赫金的大型对话中一直回响不绝。其实，尼采的声音也是存在的，不过没有那么清晰嘹亮而已。在我看来，除了在酒神精神与狂欢式上，这两位气质不同的哲人存在着对话之外，在许多地方，我们都可以听到他们的言语交流：或是争辩，或是赞许，或是沉默的支持，或是锐声的反对。下面我将在他们对待启蒙主义，对抽象理性的批判，对物质肉体的高度肯定，对生命的态度等等哲学美学的思想领域进行链接，予以比照，具体展示这场智者对话的声色氛围。对这些领域持论的根据，在尼采是围绕酒神精神和后来由此演变的强力意志，在巴赫金那里则是狂欢式和对话理论。
二
尼采和巴赫金的美学视野都是开阔的，他们不满足于文艺复兴之后特别是启蒙主义以来的狭隘的美学见解。由此，一个深入到古希腊的悲剧，深入到原始节日中找寻原始生命的充沛淋漓的激情，来疗治现代文化的贫弱，后者也遵循同样的思路，把目光聚集在为一般学者所长期忽略的中世纪的狂欢节上，并对欧洲文学和文化中的狂欢精神的发展演变乃至衰微都作了精湛的研究。这两种美学致思都是对启蒙主义以来的资产阶级那种狭隘的抽象的理性主义美学的超越。
它们打开了美学的新天地，为现代美学和艺术，特别是当今后现代主义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理论支持。从这个角度讲，这两人的美学都存在着与启蒙主义哲学美学的暗中争辩。实际上，这两人都对启蒙主义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尼采对启蒙主义的批判立场是很鲜明的，他对启蒙主义的几位公认的大师如卢梭、康德都是否定的。他尖锐地嘲笑卢梭滥情的女性文化，对卢梭的冷嘲热讽成了他一生的乐趣。对于康德，他的态度倒是前后不一的。在《悲剧的诞生》中也许受到叔本华的影响未尽，他高度赞许康德对科学精神的限制，认为康德的理性批判给科学认识的作用作了清醒的规定，遏制了自苏格拉底以来的科学精神的骄傲肤浅的乐观主义。但是后来却十分憎厌他的伟大同胞，嘲笑康德是概念的木乃伊。他尖锐地批评康德审美无功利的说法，认定生理快感是美学的基本因素。可以说，尼采对启蒙主义大师的批评，是他洞识了卢梭和康德道德哲学中隐藏的基督教因素，在尼采的眼里，基督教甚至道德本身就是生命的敌人，因此对启蒙主义的批判归根结底还是出于对生命的肯定和辩护。
巴赫金对待启蒙主义的态度也是批判的。在谈到启蒙主义不能理解和正确评价拉伯雷时，他批评启蒙主义者那种抽象的纯理性主义、反历史主义，热衷于抽象的普遍主义倾向，使得他们无法认识民间节庆的丰富含义。他这样有趣地评价启蒙主义者：“使世界失去特色，是启蒙主义者的倾向，世界上现实的东西要比看起来少得多，现实靠残余，偏见，错觉，幻想，理想等等被夸大其辞。这种狭隘的、纯粹静止的现实概念决定了他们对文学作品的认识和评价，并使他们试图对文学作品加以净化和缩减。” ［3］p.390
巴赫金没有集中篇幅论述启蒙主义的总体美学观念，但是他的确抓住了启蒙主义的某些特点，例如抽象的理性主义，对普遍概念的喜好。这种美学观念主要体现在黑格尔的美学体系里。在黑格尔的体系中，世界上的艺术都被强行纳入到他自以为得意的完美体系中，并依照他的辩证法有条不紊地发展演变。原本丰富多姿异质共存的美学现象，用巴赫金的话来说，被大幅度地净化和缩减了。以理性为唯一的标尺，势必要把那些不符合理性规范的美学因素如原始神话，无意识心理，各种物质———肉体因素都排除出去。这就是耽于理性，并制造理性神话的启蒙主义的美学的狭隘性质。如今，尼采和巴赫金把酒神和狂欢精神积极果敢地引入美学研究，就是要打破长期来为启蒙主义的理性美学所造成的狭隘局面，为人类美学本该具有的广阔世界打开通道。在这点上，尼采以酒神为标志的生命美学开创了现代美学的先河，他对生命冲动和本能的大胆肯定，对神话再生的期望，对种种无意识隐秘的掘发，都启迪了后来如弗洛伊德、荣格等人的美学，甚至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福柯的疯癫话语和身体美学，都流涌着尼采的美学灵感。同样的，巴赫金的狂欢美学，虽然没有赶上尼采那样的时代良机，但是对于进一步打破传统美学的狭隘视野和单一趣味，为长期以来被压抑的美学因素的合法地位的辩护和赢取，都具有意义深远的开拓之功。酒神精神与狂欢话语，作为现代美学走向后现代美学的两大标志，在其它美学形态的簇拥下，终于冲破了启蒙主义的理性美学传统。
正因为如此，尼采的哲学美学奠基于被理性主义和基督教鄙弃的身体和生命上。在重视生命，关注身体这点上，尼采与巴赫金又有着惊人的相似。可以说，现代美学异常重视对身体的关注，除了受到现象学者如梅洛—庞蒂，存在主义者如萨特以及后结构主义者如福柯、巴塔耶等人的有力推动外，它的最重要的理论前驱就是尼采和巴赫金。学界常常念叨着现代哲学美学中的语言论转向，其实，我以为它还有一个也许更重要的转向，这就是：身体论转向。导致这场转向的关键人物，前有尼采，后有巴赫金，如果说尼采对身体的思想影响了现象学，后结构主义，那么巴赫金对物质——肉体因素的文化人类学意义的深刻阐释，使得身体一跃而成为当今后现代美学中的流行术语。
尼采对身体的肯定完全出自对生命的肯定，这与他对基督教的抨击相关。尼采始终对一种高贵强健的生命状态寄予了充分的想象和投射。这也成为他展望新型人类—-超人-—出现的条件。尼采想象一种强悍刚烈的“金发猛兽”，用以克服欧洲文化乃至人类生命萎靡不振的危局。在对身体意义的阐释中，尼采说了许多具有生物主义色彩的话，引起不少争执。海德格尔力辩尼采不是生物主义者，极力强调尼采美学的形而上学特质，在我看来，也是一种矫枉过正之举。从美学的起点及丰富性看，性欲以及各种物欲的感性满足自有其合理的意义，不必过为曲释与回护。就此而言，海德格尔的美学观念倒似乎还陷在启蒙主义那样的狭隘视域里，不如尼采与巴赫金那样开放和阔大。
与尼采这种着眼于个体的快乐与满足的、生命美学意义的身体肯定有所不同，巴赫金对身体的美学阐释则更具有宏阔的文化学的意味。在《拉伯雷研究》中，巴赫金花了大量的篇幅，对充斥在拉伯雷作品中的触目惊心的物质——肉体因素做了极具独创性的天才阐释，深刻地揭示了这些长期为人不齿甚至厌恶的文学文化现象所具有的哲学美学意义。
巴赫金批评现代人体现象的狭隘的美学意义，他认为这是十七、十八世纪唯心主义美学的局限。他批评现代人体美学只具有个人的单一意义，失去了中世纪那种与社会生活和宇宙整体的关联，失去了深广的世界观的意义，通过广泛的研究，巴赫金总结出拉伯雷身体形象具有的以下几个含义：
一是未完成性和非现成性。
巴赫金考察了拉伯雷小说的种种怪诞人体意象，从嘴巴，臀部，肚子，肠子，以及各种身体现象如交媾，怀孕，分娩，生病，死亡等等，这些身体戏剧事件构成了生命的开端和终结，在人体的新陈代谢中，构成生命生生不已的创造过程。在这点上，巴赫金与尼采具有高度的一致，两人都反对固定的僵化的永恒的存在（being)，标举流动和开放的生成（becoming），或者用巴赫金的话，是未完成性。
二是宇宙性和包罗万象性。
巴赫金在对人体的意义的阐释中，最别开生面的就是对身体的宇宙意义的生动阐明，他显然受到了现象学还原法的启发，把人体放在整个宇宙的关联中进行考察，完全摆脱了近几个世纪美学的狭隘视野，在他这种视野的透视下，人体本来具有的宽广的意义就涌现出来了。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强调这一点，即人们是通过自己的身体，在人体极端物质的活动和机能即饮食、分泌和排泄及性生活行为中，掌握和感觉物质宇宙及其元素的，他们正是在自己身上找到了那些东西，并且仿佛是在自己肉体内由内而外地触摸着土地、海洋、空气、火及全世界的物质及其所有表现形态，并以此来掌握它。
建立在多产的深层和生殖性突凸部位的人体，是从不对世界划清界限的：它进入世界，并与世界交混和融合在一起；甚至在自己身上，也隐藏着新的未知的世界。人体采取了宇宙性规模，而宇宙则肉体化了。宇宙元素转变成为成长中的、生产中的和胜利中的人体的愉悦的肉体元素［3］p.393。
通过把人体回置到它活动的空间形式里，巴赫金由此获得了身体的现象学的意义，然而如果仅仅把身体读解成一种宇宙现象，在巴赫金看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身体首先还是一种社会性的意义场，正如马克思精辟地指出，人体的五官都是世界历史的产物，身体因此也是一种高度社会性的生动事件，而狂欢中的人体的社会意义，就在于它的人民性。
三是人民性。
巴赫金分析了拉伯雷小说的生育人体形象之后这样总结： 在拉伯雷笔下，生育人体主题就是与人民历史不朽主题及其生动感受融合在一起的。众所周知，人民对其集体历史不朽性的生动感受乃是所有民间节庆形象体系的核心。因此，在拉伯雷笔下的形象中，怪诞人体不仅与宇宙的，而且也与社会—-乌托邦的和历史的母题，其中首先是与时代的嬗变和文化的历史革新的主题，交织在一起的［3］p.376。 他还通过饮宴形象的分析，看到怪诞人体形象中人民胜利，战胜恐惧的重要意义： 这一全民性的、生成的和永远得意洋洋的人体，在宇宙中如同在自己的家里那么自在。它从血到肉都属于宇宙，它身上同样蕴含着宇宙的元素和力量。人体，使宇宙最后也是最好的话语，也是一种居主导地位的宇宙力量；它不会对宇宙及其所有元素畏惧，它不怕死亡。个体的死亡，只是人民和人类庄严生活中的一个成分，但也是人民和人类革新和完善所必不可少的一个成分［3］p.395
就这样，身体的丰富意义，在人民性这点上，得到了最大的估价，巴赫金在拉伯雷的身体形象中注入了热情的想象和乌托邦的憧憬。 总之，一直被理性主义哲学和美学蔑视的身体（ 物质——肉体因素）在巴赫金这里得到了豁然开朗的新诠释，它所具有的生成性，宇宙性和人民性以及体现在身体形象中的大无畏精神，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强调。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意义丰厚的身体形象，只有在拉伯雷小说中经过狂欢化的情境中才可能存在。这种身体形象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达到了顶峰，后来的唯心主义哲学美学中的人体，物质肉体因素都不具有这样丰富的意义，而只有单一的意义了。
巴赫金对拉伯雷作品中狂欢化的身体形象的分析，具有巨大的开创性和深刻的思想冲击力。他把长期以来受到压抑的身体意义解救出来了，并予以真正的宽广的唯物主义的美学阐释，应该说，正像尼采处理身体时始终没有离开他的酒神精神，巴赫金对身体形象的美学阐释也是始终围绕狂欢精神来深化拓展的，没有酒神精神的渗透和张扬，身体对于尼采而言，只是死气沉沉的基督教式的行尸走肉；同样，不渗透民间节日的狂欢精神的现代规范化的人体形象，对于巴赫金而言也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我们在运用尼采和巴赫金的理论考察当下种种人体形象与物质肉体因素时必须具有的分寸，否则便会大而无当，歪解了这两人的思想张力。要知道，前者用生气淋漓的身体来恢复被基督教斫伤的原始生命的不懈冲动，后者则用狂欢化的怪诞人体来克服宇宙恐惧和社会恐惧特别是来自官方文化的片面严肃性。尽管两种身体美学出发点和针对的对象有所不同，然而其中的精神旨趣却是相通的，因为不管是酒神式的身体想象还是狂欢式的身体话语，都使现代美学牢牢地立定于感性丰富性这一地基上。实际上，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美学的主旨也是相通的，因为马克思的美学基点也是身体的具体感性［4］。而我更乐意承认巴赫金的身体美学对物质——肉体因素的阐释，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次充满想象的丰富和拓展。
结语
以上我对尼采与巴赫金的美学作了较为广泛的比照。的确，这两种现代美学话语具有广泛的深入复杂的对话关系，尼采的酒神精神是尼采哲学美学的理论原点，它的核心就是对生命的肯定。这种肯定生命高扬具体感性的美学精神，标志着现代美学挣脱了理性主义的羁绊，从抽象唯心的概念体系走向现实生活，走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同时也反过来重新估量古代神话与民间节庆的美学含义。这应该也算一次美学的解放吧。同样的是，巴赫金的美学成果也是多彩多姿的，但是最能体现他的美学思想的是他的狂欢理论。他的狂欢美学显示出令人惊异的理论想象和开放程度。巴赫金通过对民间节庆特别是狂欢节的分析，（ 对于节日的乌托邦成分的感受，与尼采是一致的），继而在拉伯雷小说中的物质——肉体因素，所作的精彩纷呈的美学阐释，把蕴涵在狂欢化的物质——肉体因素，即狂欢化的身体形象所具有的美学意义生动地揭示出来了。巴赫金对狂欢节以及狂欢化的身体所寄予的期待仍然是在尼采的意义上展开的，那就是用生动具体的感性丰富性来克服抽象的片面理性，用自由的无拘无束的身体来抗辩官方的片面严肃性。这是狂欢式的乌托邦意义，它与酒神精神的乌托邦冲动是一致的。他与尼采的最大差异在于尼采始终保持着贵族的高傲，他的视野里始终没有人民的狂欢时刻，同时还不免落入生物主义的窠臼里。而巴赫金则深刻认识到人民的存在，他的狂欢精神是人民全体的狂欢与解放，他的物质——肉体因素，狂欢化的身体形象也洋溢着人民的浩荡气息。这种深广的人民性是巴赫金美学与尼采美学的最大分际。
    尽管有着这样的明显区别，在我看来，不论是尼采的酒神美学还是巴赫金的狂欢美学，都已经克服了古典美学和现代美学对生命特别是肉体的蔑视，重新找回了美学的立足点。这使得这两种美学走到了后现代美学的门槛上，当今审美文化实践中活跃异常的身体因素，当然不能完全归因于尼采和巴赫金的理论辩护，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酒神狂欢的大量存在。事实上，尼采和巴赫金的美学期望，它们所具有的乌托邦精神，早已融入了今天的美学实践中。得意洋洋的身体，酩酊大醉的身体，正在一一消解古典美学的抽象残余。物极必反，这种过分身体化的美学，是不是有些过于兴奋和沉溺呢？如果它仅仅沉溺在个体的感性快乐之中，而失去了巴赫金身体美学的广阔社会情境，那么它的乌托邦的积极含义也就荡然无存了。 1  尼采后来直接宣称狄奥尼索斯与基督的对立，指出异教崇拜是感激生命和肯定生命的形式，是对生命的辩护和神性化，而基督则是对生命的抗议和谴责。
参考文献
1见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张念东，凌素心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530 页.
参考文献：
［1］尼采( 悲剧的诞生［M］( 缪朗山，等译( 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 中心，1996:6-7.
［2］巴赫金( 诗学与访谈［M］( 白春仁，顾亚玲，等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12,161-162.
［3］巴赫金( 拉伯雷研究［M］( 李兆林，夏忠宪，等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4］马克思《1844 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7.